大叔每年为七八千人海葬 背后真相实在让人惊愕

十分钟后，马达响起，船缓缓驶出大连港。船舱里坐满了人，船头像陆上葬礼一样摆放着鲜花和祭品。不同的是，最前面的纸板上陈列着几十位逝者的名字，显示这个分别的时刻不独属于某一个人。

“再次提醒大家，检查下有没有带上亲人的骨灰。”几秒钟后，葬礼司仪李冬兰打开了麦克风，已经重复了上百次的悼念词再说起时，依然缓慢而克制。“鞍山市民政局骨灰安葬仪式，现在开始”，李冬兰向前鞠躬，“请全体家属起立，脱帽，向我们已故的家属默哀。”

过去几年，她几乎每个月都会主持十几场这样的海上公葬。那些话语早已熟稔，唯一变化的，是民政局前的城市名。

有时是铁岭，有时是哈尔滨、沈阳，大连等等。因为疫情的缘故，从9月开始，船上才恢复举行葬礼。前一天晚上，李冬兰以为自己早就忘光了，没想到那些字一个一个地自己蹦出来，压根不需要回想。

“今天我们怀着非常悲痛的心情，与我们的亲人做最后的告别，如果有来世，我们还是亲人，我们还是朋友，我们还是你的儿女，我们还是一家人，请记住，这是我们的约定。”

李金华夫妇还是没有什么表情变化。他打开了手机，想要录制视频，但是年迈的他不太懂操作，只好向周围的陌生年轻人询问。

他们前排的王兰已经忍不住开始发出啜泣和低语，哭倒在一旁的丈夫身边，她手里握住的是4岁小孙子的骨灰罐。

王兰说，孩子从出生时就带着严重的疾病，身体一直很差。家庭并不富裕，他的父母在外打工，也没有时间怎么管他。王兰夫妇一直细心照顾着他，前不久他还是没能挺过去。

按照当地的风俗，家里的长辈没有过世，孩子是没有办法葬入祖坟的。拘于风俗，海葬，是这类家庭比较理想的选择。更何况，家里也没有钱来另买一块墓地。

船渐渐驶近了规定投放骨灰的海域。这条路线，船长陈琦已经行驶了几千次。家属们离开船舱，在甲板的桌子上、地上或者楼梯找到一小块位置，开始把携带的骨灰倒进降解罐。

哀乐在船上回响，伴随着或高或低的啜泣。在三三两两的人群中，一个双眼通红，紧紧戴着口罩的女生在低头倾倒骨灰。身边没有人陪伴。她愿意向外吐露的信息不多，只知道去世的是她病故的父亲，50多岁，一个人把她抚养长大。

直到现在，她也没有真的确定，父亲临终前说想要海葬，是想给她省钱，还是真的那么喜欢大海。

面对投放区域，船上的人集体三鞠躬，随后缓缓绕行三圈。送行的人将手里的花瓣和五谷抛洒下去，说着别离与祝愿的话，降解罐的周围飞来三三两两的海鸥。李冬兰说很多家属都特别喜欢海鸥，他们觉得陪伴亲人最多的，就是这类海鸟。每次来祭奠，都会买饼干来喂它们。

手中的降解罐投放出去了，李金华和杨丽还没有什么情绪的变化，甚至指着远方的海滩说,那里是昨晚散步的地方，仿佛送别的，是自己一位远方的故友。

几分钟后，船开始返航，家属们离抛洒骨灰的地方越来越远。微风从海面吹过，花瓣随着波纹摇摇晃晃，降解罐渐渐地变成了小白点。

李金华突然蹲了下去，埋在膝盖上的头越来越低，快要挨到地面。而杨丽的情绪也在那一刻失控，她一边哭一边喊：“儿啊，妈把你葬在你最喜欢的大海里了，可是妈妈再也见不到你了……”

李金华三十多岁的独子已经去世几个月了，是车祸。这对年迈的夫妇犹豫了许久，不舍得把他海葬，骨灰也已在殡仪馆存放一段时间。

但最后，他们还是遵从了儿子一直就有的愿望。杨丽说，儿子本来就快要结婚了。女朋友也想来参加葬礼，但她家里一直不同意。

几个月里，他们哭泣很多次，心里已经接受儿子离开的事实。当葬礼结束，船的返程意味着几个月的送别也行将结束。一种永别的真切感剧烈地涌来：儿子消失了，甚至连告别也全部结束了。两人的余生该怎么过呢。杨丽对着大海说话，直到船靠岸也没有停止。

被驱逐的事业

这样的故事，经年累月地在船上发生着。陈琦认为选择海葬的一般有三种人。迷恋大海的人，家庭穷困以及无法葬入祖坟的人。他们并不独立存在，时常在一个人身上交织。

陈琦今年64岁，是土生土长的大连人。80年代初他从当地一家国企辞职下海，卖了房子买了条船，正式开始做船长。他对大海有情结，小时候推开房间的窗户就能看到海，游泳也是在海上学会的，陈琦觉得亲切。

一开始带游客打渔，做旅游，辛苦但也能赚点钱。到了1997年，政府开始提倡海葬，但大连民政局既找不到愿意做的家属，也找不到船。登报，上电视，折腾了一段时间终于找到一些散客，但又问了一圈，还是没有船长愿意接单。

陈琦有个朋友在民政局，第二次来游说他帮忙。那会儿旅游业务不太景气，他又不忌讳这些事情，觉得做几单也没什么大碍，就同意了。陈琦回想起第一次做海葬的时候，什么仪式都没有，甚至上了船之后，家属们还打了一架。从外地赶来的大哥还是不同意海葬，觉得太不庄重，像在过家家。

那会儿也没有降解罐，到了指定的地方，家属解开布袋就往下抛，风刮起来，骨灰洒人一脸。“有些挫骨扬灰的味道”，陈琦感叹。

但他没想到的是，做了海葬，旅游就没法再搞了。人们对葬礼有忌讳，更何况是在海上，平时游客都会担心安全。游客少了，陈琦只好降价，很快遭到其他船长的反击，他们说：“他们可是拉死人的，当然便宜，你敢不敢坐?”

没办法回去了，陈琦就继续做海葬。仿佛做亏心事一样，那些年他们都尽量在一大早出发，省得被更多人看到。那个时候返程的地点在公园，回来又会遇到三三两两晨练的人。他们也觉得晦气，翻白眼是常有的事情。

公园很快就待不下去了，晨练的人时常投诉举报，说他们影响大家心情。搬到另一个码头，不久后一所海事类高校说这里是教学用的，他们在这里不合适。陈琦又来到一个商业港，过了一段时间，老板说，你们走吧，我们还是想做点吉利的事情。

类似的事情不断上演，他们重复着迁徙然后被赶走的命运。至今，陈琦不讳言，他对当初入错行有后悔。

土地资源的日益稀缺，环保的普遍需求，以及社会观念的变化，给了海葬发展的机会。2012年，辽宁省政府想大力推广海葬，深入殡葬改革，省民政厅出台了新的政策，各地政府开始对集体海葬进行政策补贴。陈琦一家，也被安排到了现在所在的大连港。

此前，每年来海葬的人数在缓慢地爬坡，从几十到几百，最多的时候也就刚过千人。那会儿也不是各地民政局来组织，省里需要把愿意做海葬的人都聚集在一起，才能凑够一船，送到陈琦这里。

从2012年开始，参与者人数激增，陈琦创办的大连海葬服务中心也渐渐发展成全国最大的海葬组织之一，渐渐地，团队有了二十几个人。据大连本地媒体报道，自1997年大连在国内率先开展海葬以来，截至2019年，大连先后有1.3万余名逝者骨灰撒入大海，累计节约土地资源近5.2万平方米。

如今，一年四季，除了春节那天，陈琦都有可能出海。辽宁省八个市的集体海葬之外，还有从全国各地自己赶来的家属，远至四川、广东。他们带着骨灰，日夜兼程，一大早来为亲人举办葬礼。

难以旁观

与丈夫陈琦的大海情结不同，李冬兰晕船，待不了几分钟就想吐，轻易不来船上。最初的几年，陈琦一直把在做海葬的事情瞒着她，怕她无法接受。

直到有一天，葬礼结束后家属反复对陈琦致谢，他才恍惚意识到，自己做的至少是件好事，于是回家后就告诉了李冬兰。她也没有特别大的反应，只是念叨了几句，怎么要搞这个。

船上人手不够，一开始就三四个人，李冬兰只好经常来帮忙。她也不像陈琦一样毫无忌讳，骨灰是完全不想碰的，她也不情愿去打扫家属留下的垃圾。但实在太忙的时候，李冬兰也不得不硬着头皮去做。

陈琦的儿子陈金，也在船上工作。他毕业后做过厨师，做过导游，对海葬没有太感兴趣。也是因为船上事情太多，他抱着来帮帮忙的心态，结果一做就是十几年。

日子久了，好像什么都变得无所谓了。现在她们每天就在船头甲板的长桌上吃饭，那里也是家属们日复一日倾倒骨灰的地方。撒漏是常有的事情，但擦掉也就过了。“都是为了生活罢了”，李冬兰说。

忙起来的时候她们就住在船上，时常疲惫，一开始总被晃醒，后来也习惯了，最大的痛苦就是情绪难以控制。家属哭，李冬兰也跟着哭，有的时候别人都下船回家了，她还陷在情绪里走不出来。

哭得最伤心的一次是接待一对刚刚失去儿子的夫妇，母亲根本走不动路，需要背着才能下船。她的儿子刚大学毕业，参加工作没几天，跳楼自杀了，原因是女朋友和他分手了。

李冬兰无法接受这样的殉情故事，她一边哭一边在心里骂，“坑不坑爹啊”。结束后又想起自己的老母亲，觉得无论如何不能让她承受这样的痛苦。

陈琦说自己没有哭过，最初的年头里时常觉得被打动，但看得太多了，多少有些麻木。但李冬兰做不到，即便是现在，她也总是忍不住掉眼泪。她常叹气，觉得自己做这行至少得少活十年。

见到有个男人连续几年带着孩子来祭祀老婆，她又感动了。孩子穿的有些破旧，男人提着在家做好的饭，坐着公交车赶过来，明显条件不好。李冬兰不收他买花的钱，需要什么也都免费拿给他。

每年祭祀的时候，李冬兰都让他提前上船对着海面说几句话，然后把东西留下，等到出海的时候她替对方抛洒。这样他也不用掏出海费了。

陈琦有时候忍不住提醒，“这花咱们也是花了钱的”。李冬兰是被带着走上做海葬的路，她没得选，但似乎她又成为了陷得最深的那一个。

总有家属来年祭祀的时候给她带礼物，有时是水果，有时是大包大包的特产。船上现在有20多个员工，总是只有她有。有时，陈琦和其他船员也开玩笑地表示不满和嫉妒。

李冬兰也经常觉得错愕，不是每个送礼物的人她都记得。有的可能就是当时陪对方聊了几句，递了瓶水。在那个脆弱的特殊时刻，一点点不经意的安慰，或许就能在对方心里留下深深的印记。

海也无法安慰的部分

大海宽广，也难抚平生者的伤痛和思念。

连着五六年，严冬雪一家都在清明节那天，从内蒙古驱车1000多公里来到大连祭祀。船早上7点钟出海，她们前一天下午就会出发，路上十几个小时不停歇。害怕会迟到，路赶得急，每次早上五六点钟，她们就在船下面等着，一脸的憔悴。

李冬兰去年忍不住劝，别来了吧。那么辛苦，我替你们祭祀。都多少年了，还走不出来?但对方还是来了。

她记得那个13岁小女孩的葬礼，严冬雪没有为女儿选择集体海葬，而是单独包了一艘小船。她和丈夫都是公务员，家境原本不错，但孩子先天心脏病，为她治病几乎掏空了整个家庭。

已经没有钱买什么奢侈的东西了，只有满船的鲜花，公主裙，还有各种各样李冬兰压根没有见过的小零食。

即便是这些，也是小女孩生前没怎么买过的东西。她不舍得花钱。严冬雪想起来去游乐园的时候，问女儿坐不坐旋转木马，她回答说不想。买冰淇淋也拦着，说不喜欢吃。虽然只有13岁，但她已经懂事得让母亲心痛。

李冬兰也不敢多问，说什么她就听着，偶尔安慰几句，你们还年轻，可以再生。但严冬雪总是很疲惫地回答，我都40多了，够呛吧。

后来严冬雪在家里找到一本女儿生前的日记，上面零零碎碎的记录着一些日常，还有“妈妈，我好爱你”。她崩溃了，像珍宝一样拿着，每天翻看，睡觉的时候也抱在怀里。

李冬兰忍不住对她丈夫说，最好把日记处理掉，不然她太难走出来了。但严冬雪怎么都不同意。

成为葬礼的司仪后，李冬兰和家属的联系更多了。她本是不爱抛头露面的人，也从不愿意让来访的记者拍照。一开始的葬礼主持是陈琦，但忙不过来了，他就假装生病嗓子哑，逼着李冬兰出场。没想到做了一两次之后，就换不回来了。

陈琦说，家属需要一个有些年长的，温柔的司仪，她们觉得放心。总有人在结束后来加李冬兰微信，后来她干脆就打出来贴在船上，反正之后的祭祀等活动，也需要再联系。

不知不觉她的微信上居然加了3445个人，其中只有不到10个，是她身边的亲朋好友。还有很多不会用微信的家属，号码存在手机通讯录里。

李冬兰再也离不开手机了，咨询的人，想要来祭祀的人，还有向她倾诉痛苦的人，一会儿不看就满屏的小红点。她怕对方着急，赶上饭点也会先回信息。“对别人来说，都是天大的事”。

陈琦发现，时间久了，她渐渐地成为了家属的一个倾诉渠道。有些人走不出来，也不愿意对家人说，怕她们担心。对不熟的人，她们更是把自己的伤痛裹得紧紧的，一句也不想透露。

但这些做海葬的人仿佛得到了豁免权，尤其是李冬兰。

她时常接到一个女人的电话，五十多岁，丈夫去世了。有时是在半夜快十二点的时候。接通后对方也不说话，就是先沉默。联系的家属太多了，李冬兰没有做备注，但每次见对方半天不吭声，就知道是她。

还有个失独的母亲，总是在情绪失控的时候给李冬兰发来大段大段的语音，讲女儿的从前，讲自己的心痛。更多的时候，李冬兰就只是听着，很少说话。她也会劝对方多去旅行，散散心。于是，到很久之后，她都经常收到那个姐妹发来的旅行照片，以及时不时的早安、晚安。

船员张程遇到的情况和李冬兰类似，却又不同。他三十出头，讲话耐心温柔。有外地来的家属，不管多远，他有空就开车去接。那些失去孩子的母亲很容易就把他当成一个投射，他也乐得接下话茬，“那就当我是你干儿子吧，下次来我带你去吃饭”。

每次见他和家属倾谈，同事们都会说他又多了个干妈。听得多了，张程觉得那些故事都有些相似，走不出的基本都是失去孩子的人。但每一个又都有着各自的不幸。

看多了这样的事情，他们也没有那么在意死亡了。但更想在活着的时候，好好活。

虚实之间

能对外分享经历的，往往是那些遵循了家里老人愿望，真心选择海葬的家属。

过去的三年，王雨含每年清明都会和家人来到海边祭祀父亲王成。她们不会刻意地选择哪一片海，也不再登船出海。她觉得，只要有海，父亲仿佛就在身边。

王成去世时70多岁，年轻时曾是一名飞行员。每次开着飞机路过海面时，他都觉得很梦幻，仿佛天与海互相勾连。

后来他得了癌症，在人生的最后时期，向子女提出了海葬的要求。王雨含说，父亲其实还有另外的想法。他想到自己这些年祭祀，也就是到自己的祖父一辈，再往上的他也没有去过了。他不想麻烦子女，也不想自己的坟墓在未来无人记得。

家人们在一起开会商量，母亲原本是不同意的，但最后还是经不住王成的反复恳求。他是个爱节约的人，即便家里条件不错，最终王雨含为他选择的也是一场集体葬礼。

每年到了清明，都会有媒体来到陈琦的船上。他们拍下蓝天、海鸥，大海，降解罐，还有肃穆的人群。在评论里，年轻人最常见的字眼是美好、浪漫和感动。

时代看似在轰隆隆地前进，距离上一次被驱赶也过去了8年。在陈琦觉得稍微安心的时候，两个月前，船上突然来了几位民政局的工作人员。

他才知道，旁边有个商住两用的楼，开盘销售一直不好，房子卖不出去。老板觉得是他们做海葬影响了风水，向12315投诉举报了好几次。工商局又转给了民政局。

好在，工作人员调查了一番之后发现，陈琦的证件显示他们来到这里的时间是2012年，而那个楼盘是之后才开发的。如果要说陈琦他们有什么责任，未免有些牵强。对方好像也接受了这件事情，那天之后便没有了动静。

事情解决得顺利，但陈琦也会想，如果不是刚好自己先来，又得有多少麻烦?

对殡葬的忌讳是一个普遍的心理。也正因如此，到现在李冬兰也没告诉几个人自己在做什么。知道她情况的同学、朋友，加起来一共也就三四个。

难以改变的，还有人们最终的选择。肖凡是土生土长的大连人，她记得，从小时候开始就经常听到这两个字。父母也经常会开玩笑说，等我们百年之后，也要海葬。但有一天她真的认真和父母聊起海葬的事情时，父亲不解地说道：“还真的有人会海葬啊?”

这与陈琦的观察类似。他说，虽然近年来海葬的人变多了，但全国来讲也只占火化总人数的1%左右。每年他们经手的七八千例葬礼中，大约只有一千是大连本地的，还没有周边的一些城市多。“大连经济好，穷人相对少一些嘛”。

会来海葬的大多还是两个极端，对大海有超越性情结的，或者生活在社会底层的。而更为广泛的普通人，尽管对海葬有羡慕与好奇，但碍于观念以及种种人情世故，最终并不会是他们的选择。

陈琦一直在思考，怎样让更多的人接受。他的想法是，让葬礼更有仪式感，办得体面，走得也有尊严。他们这些年陆陆续续有了4只船，可以选择集体葬礼，也可以私人包船，去更远的海域，随自己的喜好来装扮。想办得奢侈，他们甚至可以去租豪华邮轮。

不过，几千年来“入土为安”、“厚葬”、“孝道”等观念依然是主流。几年前，陈琦的父亲去世了。尽管已经耳濡目染了这么多年，但他还是想葬在自家的祖坟里。陈琦和陈金都尊重他的意见，一句也没有劝。

但对于自己，陈琦早就想好了。他想葬在海里，把骨灰嵌在环保水泥制成的人工礁石中，再刻上自己的名字。

而李冬兰的想法，是在日复一日的眼泪里渐渐形成的。她说，“下去的话，得有多少人认识我，我觉得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