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岁跨性别女孩遭遇性别扭转治疗 到底是什么情况?

朱亦曾离家出走，但都被妈妈找到“押送”回家，并送到私人诊所里接受治疗。每日的“治疗”包括注射三瓶中药注射剂。后来，又换成了“脑循环治疗”，即使用仪器在手腕上轻微电击、在头部周围不断震动。

有一天，一位医生走过来，对朱亦吼道“你是男的女的?”“你还不知道自己有病吗?啊?”持续的指责和斥骂让朱亦情绪崩溃。

趁大人们不注意，朱亦用手机向朋友发了求助信息，朋友为她发布了求助微博。

从下午到夜幕降临，朱亦在医生的羞辱、威胁和恐吓中度过。当晚，母亲在医院旁边的宾馆开了一个套间，安排朱亦和一个“壮汉”同住一个房间。次日，求助微博的转发数达到4000多次，警察和当地的社工志愿者找上了门。宾馆不再让他们住进来，中医院也拒绝了朱亦母亲继续治疗的请求。

母亲和“姐姐”们

“朱亦妈妈的情况算是(跨儿家长中)很少见的。”北京回龙观医院主任医师、性心理学家邸晓兰告诉《中国慈善家》，她曾在今年6月接诊过朱亦，并劝说朱亦母亲接纳孩子的性别认同。在她的接诊经验中，一部分家长在受引导、劝说后能够理解、支持孩子，还有一部分家长会选择回避问题、不加谈论，但强制孩子进行性别认同扭转的只是少数。

邸晓兰说，自2018年回龙观医院设立两性心理门诊以来，她每年接诊跨性别者约有100位，年龄主要分布在18至30岁。

作为从业三十余年的性心理学家，邸晓兰认为，比起二十年前，如今跨性别者的自我接纳情况好了许多，同龄人也相对能够理解，“主要的问题在于家长”。

2019年，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和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的两位学者在美国《家庭心理学报》发表的文章指出，相比于社区和朋友的支持，来自家庭的支持更能够显著改善跨性别者的心理健康，尤其是对于降低跨性别者抑郁和自杀的风险尤为有效。

与之相对的是，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16发布的《中国性少数群体生存状况》显示，家庭中的歧视发生率最高，其次是学校。在28454份有效问卷中，超过一半的性少数受访者表示他们曾由于自己的性倾向、性别认同或性别表达而被家人不公平对待或歧视。《2017中国跨性别群体生存现况调查》表明，1640位可能或确定被父母或监护人知道身份的受访者中，遭到“强制进行扭转治疗”的比例为11.9%。

比起母亲，朱亦感觉到“姐姐”更像自己的家人。“姐姐”和朱亦一样也是一位跨性别女性。她们在网络上结识，朱亦今年离家出走，投奔的就是“姐姐”所在的城市。

在同住的两个月里，“姐姐”每天晚上都会摸着朱亦的头，温柔地鼓励她。朱亦自小有说话口吃的毛病，特别是在母亲面前。而和“姐姐”相处的过程中，这个毛病同抑郁情绪一起神奇地减缓了。

帮助朱亦的不只一个“姐姐”。核桃是LGBT公益组织北京同志中心跨性别部门下“个案小组”的负责人。今年4月，通过微博得知朱亦被迫接受“扭转治疗”之后，她迅速集结了十几个跨性别社群的伙伴，商讨如何“救出”朱亦，并协同另一家LGBT公益组织“同语”以及朱亦家乡当地的社工组织一起达成了目标。在那之后，“个案小组”长期为朱亦提供法律援助、连续陪伴、自杀干预、家长科普教育等支持。

朱亦离家出走后与“姐姐”在一起，她觉得“姐姐”更像自己的家人。

除“个案小组”，北京同志中心跨性别部门还设有跨性别热线、跨儿空间等服务项目，并和医学界、法律界、媒体界保持联络，普及性别多元意识、倡导跨性别去病理化。跨性别部门负责人Sachi告诉《中国慈善家》，国内的LGBT公益组织有六、七十家，且集中在一、二线城市。

高中前一直在三线城市生活的朱亦从13岁开始为性别问题而焦虑，可是直到今年她才了解，国内也有LGBT的社群组织可以为她提供支持。

小齐与朱亦同龄，是一位跨性别男性。自初中起，他就目睹班里的男生因为较为女性化的气质而受到同龄人的欺负。作为班长的他常“出手相救”，但是也常常感到害怕——一旦别人知道了他的不一样，等待他的会不会是相同的困境?后来自己的性别认同逐渐明晰，但中学时代，他始终不愿意在学校里“出柜”。

中华女子学院教授刘明辉在2018年发布的研究称，国内缺乏禁止校园歧视和暴力的条款，以及将多元性别知识纳入教材的规定，导致校园存在对跨性别者的歧视和欺凌等现象，部分跨性别者因此辍学。

现实困境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于2016年成立“易性症综合诊疗团队”，据该团队成员、整形外科副主任医师潘柏林介绍，该团队集结了心理咨询科、内分泌科、整形外科、耳鼻喉科、男科等科室的医生，每周接诊跨性别者10至20位，年龄在15至30岁居多。

基于世界跨性别健康专业协会的指南，该团队总结出一套针对跨性别者的序列治疗步骤，也称“性别工程”，分为心理咨询服务、激素治疗和性别重置手术三个阶段。而无论哪一个步骤，目的都在于帮助跨性别者实现他们的性别认同，缓解他们的性别焦虑状况。

关于激素治疗，国内有经验的医院、医生很少，跨性别者缺乏医生的专业指导。

潘柏林告诉《中国慈善家》，国内的跨性别者医疗照护起步较晚，团队在对相关方案进行本土化的过程中作出了一些改变。比如前期的心理咨询服务，父母宣教的部分有必要加重。而关于激素治疗，国内有相关经验的医院、医生比较少，“寥寥无几，几乎没有”，跨性别者往往只能利用网络途径购买，缺乏医生的专业指导，安全性相对较低。

关于激素的副作用，潘柏林表示跨性别者只需定期到医院复诊，有状况及时处理，风险即可降到最低，“如果没有用激素的希望，内心焦虑、抑郁，引起的伤害可能远比激素的副作用要大”。

对于医生来说，对医疗纠纷的顾虑也是他们不愿为跨性别者开具激素的重要原因。跨性别者的父母可能会反对或者质疑医生的决定，导致医生“不太敢蹚这个水”。潘柏林就遇到过跨儿家长恐吓、投诉的状况。

邸晓兰则直言，国内缺乏相关的政策、指南，一旦医生开具激素后跨儿身体出现了什么问题，医生可能就要负法律责任。

第11版《国际疾病分类》将于2022年生效。目前，跨性别者要做性别重置手术仍然需要去医院精神科开具“易性症”证明，条件包括有父母的知情同意书、单位或社区出具的证明、派出所开具的无犯罪证明等，并需要年满20岁。刘明辉的研究称，“这与《民法通则》规定的年满18岁即属于完全的民事行为能力人(成年人)相悖。要求提交‘无在案犯罪记录证明’的规定存在‘犯罪前科歧视’。”

对于为跨性别者开具“易性症”证明，邸晓兰对其合理性提出质疑，“这不属于精神科疾病，就像一个人去垫鼻子整容，是他自己的事，不需要精神科证明。”

而根据刘明辉的研究，中国的法律并未禁止对跨性别者性别认同及表达的强制矫治行为。她在《中国妇女报》发文称：“现实中存在的使用电击等扭转治疗手段伤害跨性别者身心的现象亟待消除。根据宪法尊重和保障人权的规定，我们希望国家卫生与计划生育委员会发文，禁止任何机构和个人对跨性别者的强制矫治，禁止心理咨询师损害所有性少数群体的人格尊严。”

朱亦无法原谅母亲对自己的伤害。6月开学后，她的情绪好转了许多，但暑假快到来的时候，母亲又在短信中提到，河北有一家可以做扭转治疗的医院。为此，朱亦又开始日夜忧惧。

如今，她很少回妈妈的短信。有时候，妈妈在短信里会说，“妈妈爱你”。这让朱亦的心情五味杂陈，她不确定自己还会不会回复，“我也爱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