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子40岁裸辞在家当全职女儿 原因竟是这样太无奈了

在豆瓣小组“全职儿女工作交流中心”，近4000名网友在小组内分享自己的日常，他们有的像念安一样，认为在全职陪伴父母的过程中疗愈自己，也有人表示“家里没钱怎么当全职孩子?”，还有人对成为全职儿女这件事感到期待和困惑。

他们更多的相同点在于，成为“全职儿女”的过程中，享受着父母提供的安稳生活，也面临着双重的焦虑：既有啃老的情感和经济压力，又有不知何时上岸的心理压力，只能在其中寻找微妙的平衡。

40岁，她裸辞在家当“全职女儿”

成为“全职女儿”之前，念安在一家单位工作了15年。但在2022年岗位调整的时候，她被调去了新的部门：工作繁琐，内容冗杂，专业性强，压力大，24小时待机值班。

尝试做了半年多，念安觉得自己不太能够胜任，“别人都在休假或轮番值班，我却需要每天工作，有一次甚至崩溃大哭。”加上在同一个单位长久工作下衍生的懈怠感，她萌生了辞职的想法。

40岁，从工作了十几年的单位离开，需要很大的勇气。从作出决定开始，念安每天都处于焦虑的状态中：不断做决定，再否定自己，继而重复这个过程，心力交瘁。

父母心疼不已，主动提出，“要不就离职吧，我们养你。如果有更合适的工作，你再去上班，不想上班，就在家陪我们。”

在北方小镇退休的父母，退休月薪加在一起近万元，听起来虽然不多，但很多年轻人月薪都不能过万，甚至有些双职工家庭月薪也勉强过万。

在家人的一致同意下，念安辞去工作，正式成为一名“全职女儿”：父母每月给她开4000元的工资，要求早上陪跳舞1个小时，上午陪买菜，偶尔陪逛街，负责处理家里所有跟电子相关的东西，以及晚上和父亲一起做晚餐。

除此之外，每个月为家庭安排1-2次旅游，并兼职司机岗位，剩余的时间则由她自己进行支配。

听起来满满当当，但事实上相对于大多数全职儿女充当“被规定工作内容的保姆角色”来说，念安的工作内容更多是陪伴和精神慰藉，她的父母身体健康，有着自己的日常爱好，并不需要她进行照顾，甚至会反过来照顾她，“妈妈会邀请我和她一起跳舞，邀请我共进晚餐，有时出去买很多菜和水果，还要特意跑到我家给我送过来。”

而念安要做的，无非是去妈妈家晚餐时带一点小礼物。她负责打下手，父亲则变着花样做拿手菜，看着母女两人狼吞虎咽，父亲会倒上一盅白酒，半眯着眼睛享受这天伦之乐，妈妈再聊聊过往的事情，兴之所至时，可以聊上二三个小时。

刚从职场退下来的时候，念安还有些不适应，她总想再抓住些什么，于是主动去做副业，“最大程度地心理压力来自想做副业多赚点钱”，但跟父母待在一起的时候就会非常轻松，她会放下手头的事，刻意去融入全职女儿的职业中。

父母任劳任怨沉浸于爱她的感受，给了念安一种安全感：就算失去工作，也能舒舒服服、没有任何压力做她想做的事。

在念安看来，做全职儿女需要足够的经济底气。工作的15年，她和父母买了房子买了车，还有了一定存款，家庭氛围越来越好，和家中积蓄越来越多也有关系，没有生存的压力，父母又都有稳定的退休金。“如果不是因为有这样的基本保障，我也不敢随意辞职。”

在24岁等待一场上岸

最大的难题是交社保。

2022年6月，于悦失去了两年应届生的资格保留，作为灵活就业人员缴纳社保，一个月近800元，一年就是接近1万元，对于现在的她来说，这笔支出几乎已经快要承担不起了。

与念安一样具备一定经济能力再从职场上退出成为“全职女儿”的经历不同，更多的年轻人与于悦的情况相似：豆瓣小组“全职儿女工作交流中心”的讨论区中，不少人在为灵活就业的社保缴纳发愁——这几乎是“全职儿女”面临的一个普遍性困局。

在于悦的故事里，成为“全职女儿”更像是“被迫”的。2020年6月从一所985院校的管理专业毕业之后，于悦并未得到心仪的offer，彼时正是疫情的第一年，她深觉就业机会渺茫，加上同学不断传来上岸的好消息，于悦思索过后，收拾行囊回到湖南老家备考。

她不知道自己算不算是“全职女儿”。刚毕业回家备考时，她尚且没有什么经济压力，绝大部分的时间以在家专心备考为主，生活被考公、考研、考各种各样的证书填满。

母亲一开始是全力支持的，什么活也不让她干，只让她专心读书。但眼看着一次又一次失败后，他们没有逼于悦再去考公，而是劝她，“找公司上班，国企私企都可以。”

但于悦铁了心要继续考，她觉得自己已经失去了以应届生身份进入“大厂”的机会，“每次面试都会被问到毕业的这几年在做什么，别说是几年了，现在的求职环境，哪怕你职业经历空窗两个月都有可能成为被刷下去的理由。”在她看来，考公是当下唯一的选择，“只有公务员考试不会在乎你在家备考这段时间有多久。”

在职业规划方面，于悦的目标清晰，态度坚定，但在家庭生活方面，她并没有“全职儿女”定义中那样清晰的以劳动换取报酬。

母亲并不会主动给她钱，她也羞于开口索要。在两年应届生资格保留期间，于悦的经济来源主要是各种短期兼职和上门家教，以及生日和节日时，父母亲朋的红包，这些收入的大部分也都用于购买备考资料和支付考试报名的费用，“最难过的时候可能就是看到了一条非常非常喜欢的裙子，但我没有钱去买。”

但“全职儿女”所带来的压力是她没有想到的，从开始需要缴纳社保，母亲的抱怨就与日俱增，开始变得挑剔和苛刻，“她经常说想去旅游但不能去都是因为我，如果我说我可以自己管自己，就会说我在家白吃白喝没有钱出去玩，让我赶紧去找工作。”于悦听得最多的就是，“你有本事不要我们管”，“你有本事自己挣钱”。

她最开始可能还会反驳一下，后面就听着不说话，在“手心向上”的处境里，任何的反驳都是苍白的。

于悦开始在备考间隙马不停蹄的投简历，不停的刷新招聘软件，但在外人看来光鲜的“985”学历并没有在求职过程中为她加持光环，她没有收到合适的面试通知，母亲的斥责几乎成为常态，甚至在外人面前公开讽刺她，“甚至有一次在工人安装热水器时，她说有门手艺也很好，我们家这个读了这么多书还不是没工作。”

所幸在今年春天，于悦收到一个好消息，她选择范围内的一家公司发来了录用通知，虽然并不是她喜欢的岗位，但算是在父母那边有了一份交代，也能够短暂缓解她的经济压力。

话筒里的她语气很慢，但很坚定，“公考的年龄要求是35岁，我想我会一直考下去。”

“全职儿女”与“啃老”没有明显分界线

成为“全职儿子”之前，甄君子在大概接近一年的工作时间里，跳槽了四五家公司，最短的上午入职，下午就离职了。这段经历让他得出一个结论，“作为infp(MBTI16型人格测试中的一种)的我非常不适应职场氛围。”

辞职后，甄君子原本准备继续从事自由职业，做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北漂”，但彼时疫情等复杂原因交织，两个月之后他还是决定离开，先后去了大理、杭州、成都等地旅居，最后一站是大理。

年后，甄君子离开大理回到温州老家，成为“全职儿子”。

父母很满意儿子的决定——作为家里的幺子，甄君子的上头有两个学霸姐姐，往年他们只能在春节和儿子待上几天，日常的亲情连接都靠手机完成。儿子愿意回家简直再好不过了，他们甚至不需要他做什么家务，只要每天陪在他们身边就挺好。

但一点儿家务不做也不太现实。甄君子通常每天会做一到两顿饭，再做一下家里的卫生打扫，当事情都完成之后，他就在房间里泡上一杯茶，打打游戏，再研究一下自己的副业，这些事情并不需要家人为其支付工资，甚至他偶尔会支付给父母生活费。

甄君子显然享受这种状态，周末一家团聚的幸福体验让他的精神生活富有了许多，“不用朝九晚五，不用加班，随心所欲睡到自然醒。”偶尔会感觉有些无聊，这时候他一般选择和姐姐出去吃个饭，玩一局剧本杀，“生活就会有趣很多。”

在甄君子的理解中，“全职儿女”也有自己的劳动付出，大部分只是在职场上太过疲倦，回到家中进行短暂的疗愈。当然，在这个过程中，必须是要付出一定劳动、听取父母的要求，而不是一味摆烂。

“网络上说，全职儿女就是好听的啃老。”甄君子对此非常不认同，他认为更应该多思考大环境的问题，而不是将原因全部归咎于个人，“全职儿女也有自己的劳动付出，大部分只是累了，想要静静。后面还是再回到职场的，没必要把人逼那么紧。”

对于未来，他认为自己不会再进入职场，而是在旅居和全职儿女两种形式之间反复穿插。

但在“全职儿女”逐渐普及化的当下，它的出现也更多是在网络平台，对于大部分人来说，“全职儿女”与“啃老”之间并没有过于明显的分界线，“全职儿女”们也无法做到对每一份质疑都慢慢解释，就像甄君子所言，“我会说我是自己创业。”

念安的社交生活中，没有人会问及太多的隐私，她也不会主动谈起，只有很好的朋友日常中会聊到很多，也都支持和赞同拥有自己的活法，但她也明白像她这样的全职女儿还是少数，“大多数的人还是会选择在社会里成长、历练，毕竟人是社会性动物，需要共同成长。”

但她仍旧认为不排除这是个新兴产业，就像全职妈妈、全职保姆差不多，有人提供钱，有人提供服务，有人愿意做，也有人不愿意做，只是一种工作方式而已，和其他的工作没什么区别。

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熊丙奇曾对此做出见解，他认为“全职儿女”的关键在于每个人的家庭经济情况不同，自身的发展追求也不同，是一种个体的选择。而随着老龄化社会的到来，今后可能会有更多年轻人在权衡自己的工作、生活与家庭的需要之后，选择做“全职儿女”。

“这也是当代年轻人工作与生活方式多元化的一种体现，无需用所谓的主流成才观对此抱以偏见，更不能歧视。” (说明：应受访者要求，文中人物皆为化名;本文配图与文章内容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