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重症患者自述ICU生存攻略 究竟是怎么回事？

2020年1月9日到14日，我回武汉看了趟父母。当时已经听说武汉有一种不明原因肺炎正在传播，我很小心，出门都戴着口罩。现在回想起来，可能是在回程高铁上摘下口罩喝水感染的。

回北京的第二天下午，我在家没出门，突然觉得有一丝凉意，还打了个哆嗦。当时室内供暖23度，我就觉得不对。第二天开始发烧，最高烧到39度。

我决定自我隔离，不再出门，下单买了两个血氧仪，每天对照着监测几次。接连烧了十天，每天感觉都比前一天差，但还是不愿相信自己得了新冠肺炎。我决定必须去医院，是血氧降到92了。前一天量还是96、97。我试了很多次，深呼吸之后再测，还是低。

有经验的同学、亲朋推荐了地坛医院，说这里是专门收治传染病的。我是开车去医院的，我不能冒风险让出租司机感染。

刚到医院，走路、说话都可以，但是喘得厉害，四肢无力。等确诊入院，再从车上拿行李下来，已经有些拉不动箱子了。

当时医院发热急诊的人不算多。给我接诊的医生是杨大夫，他也给我量了血氧，量完了又换其他几个指头再量。我看得出，他是个极善良的一个人，反反复复测量，就是从心里不愿意你是这个病。

杨大夫没穿防护服。我说你这样是不是太危险了?他说传染病有自己的机理，应该没事。他还安慰我：不用恐惧，传染病也没那么可怕。

做完检查、拍了CT(电子计算机断层扫描)，我到一个没人的过道去等结果。这时候我感觉身体里所有力气都在消失，靠着墙都站不住了。

很快杨大夫拿着CT结果出来，神色凝重，说你准备马上住院吧，就是确诊了。

杨医生一直在一线工作，但一直没被感染。我出院以后专门去感谢他，他特别激动，说我是他第一个签字送进去的新冠病人。他告诉我，两天后他正在家里做饭，听电视里说有个北京50岁的新冠肺炎患者去世了，“我当时眼泪就下来了，以为就是你，你当时的指标太低了”。

我住进医院之后情况确实很不好。第一天在普通病房，输液、吸氧，抽血检查。第二天下午两三点时，医生拿来病危通知书让我签字，签完后准备了一下生活用品，就进ICU了。

那时我还勉强能走，自己坐着电梯上楼。去ICU的那个走道，显得特别长。我是做传媒的，平常会拍点片子记录一下。当时心里就想，这要拿一个摄像机跟拍，厉害了。

ICU，不明甚惧

进了ICU，迎面一堆人等着我，有七八个，医生、护士，还有北京电视台的摄影师。那也是我生平第一次进ICU。

就觉得ICU里面很静，摆满了仪器，有大大小小的屏幕显示着各种指标，还有个不知道什么机器，在头顶嗖嗖吹着冷风。

电视剧《大宅门》里面白三爷有一句台词，“我他妈我了(完蛋了)”。当时我脑子里一瞬间空白，然后出现的就是这几个字——我他妈我了。

我刚一被安排躺到病床上，接着呼啦一下所有人全围上来看着你。这时，一个为首的男医生来给我听诊，一个年轻女医生开始大声报出各种身体指标，那些指标我基本都听不懂，就是隔着一个个防护面屏，看到医生们的脸色很严峻。

后来我知道为首的男医生叫刘景院，他给我听诊的时候，可能是穿着防护服听不太清楚，他就把自己的防护服解开了，喉节都能看到。当时我就急了。刘景院说：你放心，我是专业医生，不会那么容易被感染。

听诊之后，刘景院跟我说：

“有一种可能，就是你的病情有一个向下的过程，最糟糕就是要上呼吸机，但你放心，就算上了呼吸机，我也一定能把你救回来。”

他隔着面屏说话的时候，我能清楚地看到他的眼睛，非常诚恳、坚定。

在重症室上ECMO(人工肺)相当于做手术，对医生非常危险，前几次都是刘景院自己操刀，让年轻医生站在身后。我身高192厘米、体重200多斤，有次去很远的CT室做检查，女护士抬不动我，刘景院就和另外三个医生和男护士一起抬着我进出病房，前后折腾了一个多小时。

就这么在ICU住下了，身上插了好多东西，输液的、手腕上测心电的、指尖上测血氧的，人躺着几乎不能动，完全被各种管子、线包围了。

那天晚上，我躺在那，手机也关了，当时护士告诉我，不建议病人使用手机。说实话，有一种从未经历过的苍凉感，更苍凉的是，一位中年女医生给我拿了一大盒饺子，我说吃不了那么多，她说今天可是大年三十啊，你要尽量多吃才好。

我能看到当时女医生的表情，对我特别怜悯，也能感受到她声音里有一丝恐惧。

到后来跟医生们聊天，医生都说当时心里也慌，因为这是一个全新的传染病，对它了解都很少，但在面对病人的时候，他们都得克制，不能表现出来。

ICU里24小时机器轰鸣，我的头一直很疼，呼吸严重不畅，深深插入鼻腔的氧气管很硬、氧气很冲，把鼻腔和喉咙里吹得极难受，还流过几次鼻血，凝血把鼻腔都糊住了。我就把氧气管插在嘴里，用棉签蘸水伸进鼻腔，一点点地清理干净。

最难受的是深夜，根本睡不着，迷迷瞪瞪睡几分钟就醒，再想办法睡。我知道，在这个时候，睡觉对我至关重要。

ICU里大部分病人都是动不了的，或昏迷的。有两次我做CT出了病房，在过道里使劲往别的病房里看，只能看到一个个病人都是一动不动躺着。后来病床紧张，还有人在过道里躺着。

我始终脑子清醒着，只是身体状态一天比一天差。最早几天，刘景院医生一进病区就来看我，脸色特别沉重。

几个主管医生也都告诉我：这个病会有一个向下的过程，到谷底再反弹，要多久反弹，还要看你自己的努力。

最高兴的一刻，护士搬走呼吸机了

在ICU住到第七天，我感觉精神要出问题了。

隔壁两个人也不正常。一个大姐，听起来50多岁，总是有哭闹声，还能听到护士在劝她。不过，我当时心里挺替她高兴，能哭能说话，说明她身体状态开始好了，至少不用插呼吸机。至于这个阶段精神不太正常，在我看来很正常。我自己也觉得自己有些不正常，ICU的环境实在是太隔绝了。

那段时间，医生护士一天进病房次数不多，每次都匆匆忙忙，时间不会太长，两三分钟。多数时候都是自己一个人，看着灰暗的屋子，手指上闪着红光的血氧仪，还有门上小小的窗子——在那个窗子的外面，是一个长长的过道，过道有一面是玻璃窗。我努力伸长脖子，就可以隔着小窗，看到外面大窗子之外的一点点风景。

有一天晚上，我突然发现，过道里的大窗户放下了窗帘，完全遮住了我能看到的风景。我一下就感到了窒息，心里也顿时慌得摁不住。我请护士帮忙把窗帘拉上去，但太高了，护士弄不了。正赶上刘景院来查房，我就跟他说了情况，希望他处理。刘景院问过情况说，这个窗帘坏了，要不明天吧。我说别等明天，今天晚上我就疯了。

刘景院出去后不久，我看到窗帘升了起来，当时窒息感就消失了。

再过两天我去做CT，看到窗户上贴了张纸条：“窗帘不要拉下来，孙教授要看风景!”

护士告诉我，那天刘医生搬来把椅子爬上窗台，弄了半天才把窗帘固定，然后就找纸笔写了这个纸条。

离开ICU的时候，纸条还在窗户上。我一直有遗憾，当时该把纸条取下来，一辈子做个纪念。

那些天，我不断听各种音乐，还听相声，从刘宝瑞到郭德纲，找最有趣的段子反复听。最要好的一群同学，还有几位亦师亦友的老师，一直在微信里陪着我。

他们几乎不说安慰的话，还像往常一样，嬉笑怒骂。唯一有区别的，大家都不会像平时聊得太晚，都希望我早点睡觉。

最难的几天数秒度日，我实在熬不住了，就主动找一个老友，请他给我讲讲他过去的经历。他上来就跟我说：跟我比你这点事儿算什么呀。他就用电脑给我打字聊，一直写到凌晨三四点，还把跟这段经历有关的东西拿出来拍照给我看。

朋友们在精神上的帮助，对我身体上走出低谷，是最大的帮助。

医生护士来查房的时候，我会尽量跟他们多说一句话，看到我状态好点的时候，医生护士也会跟我开个玩笑。大家都想调节一下气氛，当时的环境，对每个人都太压抑了。

我胃口一直还好，每顿饭我都努力多吃，好跟病毒对抗。那时ICU病人吃的是医院小灶，比医生吃的都好，鸡鸭鱼肉、青菜水果俱全，还有酸奶。当时我的味觉一直是错乱的，吃香蕉会觉得特甜，甜得难受。护士问我想吃啥，我说就想吃鸭梨。过了两天，她就给我到别的科室“偷”来了好几个。

还有护士给我拿来一大包酒精湿巾，带着香味儿，是她自己的。在床上能有点力气的时候，我就拿着湿巾擦脸擦身，尽量让自己清爽一些。我的双脚没有挂管子，我常常会用双脚互相搓压，还抵着床帮做一些按摩的动作。医生说，这样轻微的活动可以。

有一天看到胡子长得太长，我就用牙膏当剃须膏，用了一个多小时，完成了刮胡子的动作。刮胡子的时候，氧气管得从鼻孔里拔出来，为了不让仪器报警，我还是用嘴含着。

ICU的护士异常辛苦，输液、吃药，什么事都是她们管。不巡视的时候就在电脑前值班，听到哪个病房的仪器报警，“啪”一声推开门就冲进来，特紧张。

从医生护士对我的态度，我能看出自己的病情变化。我在ICU最后四五天，明显能感觉他们进来后的神情和动作都在放松。有一天，一个护士从我的病床旁拿走呼吸机，

说了一句：反正你也用不上了。哎哟，这可是真高兴，我悬着的心一下落地了。

我总跟医生说我想快点出去。2020年2月7日早上，护士突然通知我，可以转去普通病房了，就是先得住单人病房过渡一下。我记得很清楚，那天拿了个很大的黄色袋子，把所有生活用品都放在里面。我抱着它，坐着轮椅，被推着离开了ICU。那一天，阳光非常灿烂。

接下来我在普通病房待了两个星期，期间还有持续的发烧、腹泻，但整个身体的指标并没有变坏，体力渐渐恢复，我可以洗澡，甚至还动手洗了全部的随身衣服。

出院后，我回过地坛医院。一次是出院一个月后复查，查出来索条影增厚，还有尺寸不大的结节等。但无所谓了，能活过来就好，不能想太多。

还有一次，出院20个月左右再去查抗体等，配合医院的科研工作。我专门去探望给我治疗的几位医生，一直在疫情一线的他们，都很疲惫。

我们都没说“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