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7岁身高186的研究生 想捐精被拒 始料未及真相简直太崩溃了

我问了一些在校的师弟，他们都表示支持我去捐精，并且提醒我，穿搭一定要和平时不一样，戴好帽子、口罩，我知道他们是保护我，不希望我被熟人认出来，毕竟目的地和单位只有4公里。

但凡单位里有上了岁数的老同志，在午饭后决定来一段说走就走的“暴走”，保不齐就能碰到我，那就太尴尬了。

当得知我要去捐精，所有的同事都给予了我鼓励，但是无一例外伴随着鼓励的还有爆笑，那种笑不是偷偷摸摸的窃喜，也不是不怀好意的奸笑，而是光明正大的，拉帮结伙的，哄堂大笑，大家都很快乐。

我特意问了问ChatGPT，我问它，“捐精有多尴尬?”

它回答我：“捐精可能会让人感到尴尬或不舒服的原因，比如捐精通常是一项私人的行为，需要在一间医疗机构或类似的机构中进行。这意味着您需要在陌生的环境中接受手术或进行自慰，并与医务人员或其他人分享您的私人生殖健康信息。这可能会让人感到不舒服或尴尬。”

随后它对我说，“在某些文化中，讨论生殖健康和性健康等主题仍然存在一定的禁忌和难度，这可能会使捐精者感到尴尬或不舒服。此外，在某些文化中，捐精仍然被视为一个禁忌话题，因此有些人可能会感到难以接受。”

ChatGPT的回复中有一句令我印象深刻：“男性对自己的性行为和性器官产生了许多期望和压力，这可能会增加对捐精的尴尬感。”

不得不说，它真的很了解人类。

人满为患

我的目的地在一个研究所里。顺着“精子库”标志的指引，从正门步行上二楼，再穿过一个过道就到了，入口紧挨着一处电梯。

进去之前，我在楼下徘徊了近一个小时，我一直在观察。

我试图从来往的人的装扮、样貌、神态或者是走路姿势上找到一些共性，并且加以学习。

但事实上，大家都行色匆匆，没有太多的异常，甚至没有人发现我的“鬼鬼祟祟”，或许大家都“心照不宣”地选择了以不变应万变。

捐精室和我想象的很不一样，是个很严肃的地方，当我说明来意之后，李医生告诉我，这几天都约满了，工作人员回复消息都回不过来。

捐精室的门外早已“座无虚席”，李医生劝我回去，并且告诉我，“我们这其实不缺精，你回去好好工作吧。”

李医生见我面有难色，仿佛不愿轻易放过几千元的补贴，于是撸起袖子和我聊了起来。

作为北京市仅有的两家精子库之一，李医生所在的机构精子库有严格的规定，供精者筛选程序包括询问既往病史、家系调查、体格调查、精液检查、实验室检查等。一名男性一辈子只能在一家精子库进行精子捐献，供精者精子最多给5个人。

此外，李医生告诉我，供精者还需要未来一年常住北京，具有大专及以上学历或在读;年龄20-40周岁，净身高170cm以上，体重指数【BMI=体重(kg)/身高²(m²)】<30;五官端正，无残疾或其他生理缺陷，无明显脱发，有良好的生活习惯，无不良嗜好，无传染病、遗传病史和性传播疾病史，无重度近视(视力<600度)色盲、色弱、高血压和心脏病等。

虽然我再三表示，我完美契合精子库捐献的规定，甚至有些指标还超额完成了，但是李医生仍然没有松口让我进入捐精室的内部。

“实在要不了那么多，每天有十几个人其实就够了，早年间出现过严重供应不足的问题，但现在全国有27家精子库了，够用了。”

在和李医生反复拉扯几轮后，我俩达成了一致，我要捐的东西，他肯定不要，但是我的问题，他可以回答。

捐精的合格率不到20%

男性生育能力下降，在社交媒体上已经不是啥新闻了。

近年来，生育力保护这一概念也经常成为热议话题，男人真的不太行了吗?从李医生所在精子库的情况来看，他认为男性的生育力并没有出现太明显的下降，“原来的通过率也是百分之十几到二十几，有的年份低一些，有的年份稍微高一些，存在波动。”

不同于国外大量存在的商业精子库，精子库在我国有着特殊的意义。目前来说，仅限于供给有需要的夫妇生育后代。

“对于我们精子库来说，并不存在没人来捐精的困难，精子合格率低才是问题。”李医生严肃地说。

李医生告诉我，捐精的合格率不到20%。

但这并不意味着另外八成的男同胞“不行”。

人类精子库对捐精志愿者的精液质量评估标准远远高于正常生育人群的标准，即使生过孩子也未必行。

由于这两天到访的人数激增，李医生已经不记得重复过多少次这样的话。

在李医生看来，真正需要接受精液捐赠的人只是很小一部分。

“不育的夫妻中，大概有一半是男方因素，但真正的‘无精症’，大概只有这一半中的10%，他们就很难有自己的后代”。

现在已经有了更先进的取精技术，使得情况好了一些，但也主要是针对少精子症、弱精子症等症状。

在技术的支持下，不少人会选择通过试管等技术继续尝试。

“但这仍然是一小部分吧，有些人就选择不要了，他们也可以通过领养或者一些其他的方式。”

医生和捐精志愿者的交流并不多，出于职业规矩，他们也不会问对方缘由。“对于我们来说这不重要，我们不需要了解这个东西，这个问题本来也比较尴尬”。

借精生子虽然是个科学问题，但却因生殖行为与性爱、家庭和伦理脱节了。

在社交媒体中，有人会问“把精子捐给谁都不知道，过了几年，看到有一个人长得像自己的儿子，却不能去认，这不是很荒唐吗?”

“如果捐献精子，万一几年后老婆看到一个很像我的孩子，那我岂不是全身长嘴也说不清楚了?”

针对这样的问题，李医生认为，这不是自己可以解答的，最终接受借精生子的人，肯定也想通了这些事，毕竟这个事情还是自愿的。

但在日常的诊疗中，的确有不少不育夫妇对供精者的体貌、特征等提出要求，一些生殖中心也尝试研发更人性化的匹配系统，使得孩子与社会学上的父亲外观相似。

“但这种事目前很难满足，不像很正常，像才是不正常的。”李医生告诉我。

“比如说身高、学历、年龄、地区、籍贯等等是可以确定的，血型一致，这也是基本要求，但在外貌上，有些亲生的兄弟长得都不太像，就连双眼皮都可能差距很大，有的内双明显，有的则是更深一些的欧式双眼皮。”对接受精子捐献的人来说，只能接受这样的差距。

根据有关法律规定，通过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生下的子女，与该精子的提供者没有任何法律关系，捐精者既不承担抚养义务，也不拥有监护权。

除了给不孕不育的夫妻提供精子，精子库还承担着一项功能，就是为一些特殊群体进行自精保存。

“比如一些肿瘤治疗的患者，他们不便生，但又不想留下遗憾，因此也会来到精子库存精子。事实上，这也是目前男性生育力保护的重要一环。”

说到这里，一位头戴墨镜口罩帽子的年轻人打断了我们的对话。

“您好，捐精是在这么?”

我识趣地撤出半步，闪进了马上要关门的电梯，并向李医生挥了挥手。

回到办公室，正好碰上出门的同事，同事大声问我：“捐了没有?”

我说：“没有，他们没要。”

同事的笑声，比之前还大了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