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90后女孩奋斗14年从服务员到博士生 背后真相实在让人惊愕30岁的她,在香港读博士二年级,日常在香港、广州和深圳三头跑,收集研究数据,计划着论文进程,有空时会去跑步、爬山,还和一直相互支持的丈夫在广州有一个小家。
在少年时代,她经历了复杂的人和事,但并不能像别的孩子一样自由地抒发感情。当下,她重新审视了过去的悲伤、快乐和疑惑,也聊到了对个人成长、原生家庭和阶层流动等的认知。例如,她说,“十年之内,或者永远,我们不会考虑要小孩”。她说这和自己过去的经历无关,她不觉得对于一个女性,事业、自我和孩子可以兼得。
以下是她的口述:
一、“进入社会时,我还是个孩子”
自十三四岁离开学校、离开家,我人生中有了很长的一个空白期,无法在学校完成的社会化,却在真正的“社会”被动完成了。2011年也就是18岁那年,我开始自考,先后考取了大专和本科学历。2018年,我申请了香港理工大学的硕士,并于毕业一年后攻读博士学位,真正拥有了一直渴望的老师和同学。
我之所以愿意公开分享的这些经历,是源于朋友的信任。一些朋友把我当成精神支柱,遇到困难甚至会代入我的角色去思考。我想,或许我的分享能展示另外一种可能性。
我是1993年出生的,老家在河北乡下,但长这么大我也就回去过几次,所以我对家乡印象不多。我亲生母亲在我不记事时就和我爸离婚了,我不知道她的姓名,也不知道她长什么样子。
打有记忆起,我爸就带着我在北京打工。北京丰台郊区有很多平房,我们租住在其中的一间,我爸当时用马车拉拆迁后的房子剩下来的砖瓦,清理后再把这些砖头卖出去。平房的院子里总是停着很多马,弥漫着臭臭的马粪味。
父亲过得很拮据,平时吃完的菜底,倒点热水就变成了一碗汤,就这样喝。但他对我是好的,没有大声对我说过一句话,更别提打我,我过生日,他会给我买一个两块五的炸鸡排,味道我现在还记得。
我七八岁的时候,父亲再娶了。继母来了之后,租的房子大了一点,可以放下一个炕和一个上下床,父亲和继母睡炕,我和继母带来的女儿睡上下床。继母对我很苛刻,不希望我看电视,觉得费电。我也用不起卫生巾,都是把卫生纸叠起来用,或者把破衣服剪一剪夹在裤裆里,北京的冬天,冷的不只是我的上半身,我的整个下半身都冻透了。
那会儿我成绩还不错,拿了奖状回家,继母会把奖状烧掉,就连我做作业,她也总说我在“装样子”,把我的作业丢到地上。那段时间,我觉得他们三个人好像是一家子,而我是被孤立的那一个。为了不在家里待着,我总是天还没亮时就去学校,晚上也会拖一会儿再回。在我爸的观念里,这些都不算什么,他们那一辈人可能觉得没有少吃少穿就够了,很少关注你的想法。
当时,我在丰台区一个打工子弟学校读书,里面的学生基本都没有家长管束,不怎么学习。我同样没人照顾,头上长满虱子。我喜欢和那些“坏孩子”玩,但同时我也有很强的好胜心。老师在黑板上出题时,最后一个题刚写完,我就是要做第一个举手写完答案的那个人。我想,或许就是这种连续而稳定的想要获得成就的动机感,一直支撑着我到现在。
因为成绩不错,老师对我很关注,他们觉得我是个好苗子。不过,我还是在初一就辍学了。父亲和继母觉得身边人都没怎么读书,出去打工反而能给家里钱,就决定送我出去打工。我当时年龄太小,没有能力反抗,也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我的第一份工是在山西某单位的餐厅当服务员,当时我十三岁,只有一米四几。
单位餐厅包住宿,十几个人住在一个地下室宿舍。我记得,我总穿着短裤和半袖,我也没有鞋,穿来穿去都是一双像洗澡时穿的拖鞋。走在路上,我总觉得自己很奇怪,像叫花子。我知道自己状态不对,那种感觉就好像把一个没睡醒的小牛,突然丢到地里面和所有的大牛一起拉犁,小牛不知道该怎么做,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做,更不知道为什么在这里,它只能机械地模仿着去做,无法抗拒、无法脱离。
不上班时,我还会跑到附近一个小公园里,放学后有很多学生经过,我就坐着看,幻想我是他们。
二、自考,“像抓住一根救命稻草”
从山西回北京后,我陆续做过电话销售、装暖气片、网吧收银和小推车摊煎饼等工作。成年后,从客服开始,我又相继做过猎头顾问、行政打杂和产品经理。
这些年,搬家已经成为常态,有些工作管住,有些不管,我没什么行李,所有的家当也就是几件衣服,拿两个塑料袋再背个包基本能搞定,然后打个三轮小摩的就搬走了。
由于年龄太小,我也曾陷入过危险而不自知的处境中。
有次,我在招聘网站上看到兼职信息,说节假日来发小广告,一天能挣100元,到了之后才知道要发的是色情小卡片。领头的人开着面包车把我们放到酒店门口,结果还没开始发放,我们就被警察抓走了。
我记得警察问我身份证号,我说我不知道,我确实不知道,当时我还没有办身份证。最后,我在警察局待到了深夜12点,警察估计看我太小,让我走了。
还有一次,认识的姐姐问我要不要去帮她看服装店,我答应了,结果被拉上了火车,最后去了天津郊区。我住在一个小平房里的宿舍,一张双人床上睡五六个人,都翻不了身。每天都会有人给我们上课洗脑,说发展多少人你就可以挣几百万,还有“成功人士”来给我们分享成功经验,说自己开奔驰宝马,皮带几万块。
我觉得无聊,但身边很多人陷入了疯狂,情绪亢奋,大声喊着口号。后来,我和姐姐说,让我走吧,我真的不知道在这里做什么,带我的姐姐看我确实没有价值,连可以发展的亲戚朋友都没有,身上也没钱,就给我买了一张火车票,让我回了北京。
那时,我对世界的经验非常有限,对所有的事情都充满新鲜感,善恶是非观念也不是十分明确。现在,看到新闻中一些年轻人做了匪夷所思的事情,我会觉得他们或许并非本意如此,只是无意识中被推着走。
我把这些经历称为“人生奇幻漂流”。我的小红书有个类似的名字,叫“浮浪人”,宋朝时重农轻商,把经商的人叫做浮浪人,也就是没有根的人,不稳定的人。我觉得很适合形容我这种没有根的江湖儿女。
理想中,我们会像鸟儿一样迁徙,每次变化不一定都是向好的,但变化一定意味着机会。
2011年,我在北京天天快递做客服,负责投诉业务,因此接触到了电脑,也开始有机会在网上聊天,这对我来说非常重要。我在网上认识了一个出租车司机,是上海本地人,我们聊了很多琐碎的事情,聊着聊着,他给我说:“你很聪明,应该继续接受教育,可以看一下成考。”
就这么简简单单的一句话,扭转了我的人生。
我听了他的话,在网上查了成考的信息,发现北京教育考试院确实有成考,但还是需要去上课,而我得上班。同时,另一种考试形式,也就是自考吸引了我的注意力。自考可以通过自己看书学习,然后报名考试,只要全部考过就可以拿到学历,专科本科加起来大概将近40门。我没觉得难,反而像是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毫不犹豫地开始行动。
三、“往上走,就得打破现有的东西”
当时,一起打工的同事都没上过大学,他们知道我要去考试,觉得很难,说我肯定考不过,但我就是不信,就是哐哐地学。上班间隙我会在旁边看书,同事还会嘲讽几句,说上班还能看书,真好啊。我不理她们。
我住在大院里一个月租200元的木板隔断房,房间非常小,进去就是一张单人床,对面是一个简易衣柜,这就是所有的家具。
我们用院子里的公共厕所洗漱,我都不记得那会儿有没有洗过澡,不过那时的北京四季分明,夏天简单擦一下身体就可以,下班后,我就趴在或者坐在床上学习。
当时,我的工资是1500一个月,不管吃住,去掉生活开销之后所剩无几,所以自学考试对我而言,也是我当时的娱乐休闲和精神支柱。
我感觉自己文科比较强,在排除了一些需要大计算量的专业后,选择了北京大学的心理学。
第一次自考,我报名了4门科目,结果都过了,分数也不错,给了我特别大的信心。
考完后,我把成绩发在了同事群里,和同事说,你看,我考过了吧。但没人理我。那一刻,我懂了,人生是自己的,无需证明给任何人。
接下来,我在四年内考完了专本科所有科目,在2015年时拿到了本科学位。我把所有碎片时间都利用起来,见缝插针地学。住通州时,每天上下班有半小时公交车通勤的时间,我会在车上疯狂背书,周六日和节假日,我通通都在家里学习,那时候没有出去玩的概念,好像人生中没有其他东西了。
2012年,我遇到了我现在的老公,也是因为自考认识的。不过,我们在人生经历上,除了这一块有重叠,其他地方并不太像。
成年之前,我做的好几份工作都不用投简历,试用一下觉得沟通能力可以就留下。直到去进口代理商公司,我才开始正式地投简历。跳到互联网之后,我又进一步意识到,学历高一点,能进入的公司的门槛就高一点。
其实,只要你不想向上走,你当前所有东西对你来说都是足够的,但当你想向上走的时候,所有的东西就得打破并且重建。
我有两次考研经历。第一次是2016年,当时我老公在首都师范大学读心理学系的研究生,我不想让两个人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就辞职备考了两个月,但我没考上,差一点到初试线。
也是在这一年,我老公面临毕业,我俩又都没有户口,就决定从北京去深圳发展。当时,我在深圳找的第一份工作就拿到一万多元一个月,是之前的一倍。我特别兴奋,我们住在蛇口的一家小酒店里,买了一个麦当劳在床上吃,说,一个月一万多哎,真的好多。
在深圳安定下来后,我偶然认识的朋友张扬和我说,香港理工大学的设计专业很不错,而我的工作和设计相关,我就以考上这个学校为目标了。
除了工作,我大部分精力都花在学英语雅思上。毕竟我没有读完初中,初始的英语水平停留在ABCD阶段,连音标都认不全。申请研究生的过程中,申请材料啥的都是英文,我看得一头雾水,也想过找中介帮忙申请,但咨询后发现,写一个类似自我介绍的东西和推荐信就要一万多,我觉得很不划算,还是自己做吧。
这个时期,我有了更明确的学习规划,比如每天花三小时做两篇阅读、一篇听力,复习和总结知识点等等。我也开始管理我的日程,因为我的人生中也有一些想要去体验和娱乐的东西,所以需要合理分配时间。
申请研究生时,我的雅思只考了6分。研究生毕业之后,我又疯狂地去学英语,花了700多听了一个老师关于听力的课,其余时间都是自己去摸索,把雅思考到了7.5分。
现在读博,我反而感觉对时间的管理更加宽松了,会有点愧疚感,觉得自己还是要更努力一点。我规定自己每天5个小时的专注时间,完全投入在阅读和写作上。即使已经到了博士阶段的学习,因为中学教育的缺失,我还是有一些知识盲区,会把一些字读错,比如把神经中枢读成神经中区。有一些基础知识比如物理学,我完全没有概念。
四、“随着长大,过去的情绪会重新释放”
随着长大,我原以为自己的记忆会变模糊,但相反,它们在我脑海里愈加清晰。过往的情绪也并没有完全消失,而是在长大后一点点释放。比如父亲去世那会儿,我并没有怎么哭,但现在每次提到他,我都想哭。
2009年的一天,我接到了远房亲戚的电话,说我爸出车祸,快不行了,送到了北京301医院,让我赶紧过去。我到时,我爸已经进ICU了,当年我16岁。
我爸当时赶着马车,拉了满满的一车砖,在一个T字路口被一辆加速的货车撞倒。听医生说,当时他的肺部破碎,身体里有很多淤血。在病房里,我看到我爸身上插了管子和呼吸机,一直昏迷。我摸着他的手,他的手是温和的,还会自动的卷起来,像是在握着我。这是我最后一次和我爸接触,最后一次的联系。
小小父亲在赶马车时被一辆违反交通信号且未安全驾驶的机动车撞上,致颅脑损伤,送医抢救无效后死亡。
我一直没哭,直到我爸的遗体被送回了河北老家。发丧的时候我要站在队伍前面走一圈,我听到身边有人议论说,“这孩子怎么不哭?”
我确实没有哭,直到我爸火化了,变成一个骨灰盒放到棺材里面,真的要埋到地底下的时候,我才哇的一声哭了,感到撕心裂肺地难受,我突然意识到自己没有家人了,在此之前,我对死亡都是没有概念的,我不知道怎么感知,更不知道怎么处理自己的情绪。
车祸后,肇事者对我们进行了赔偿,但我当时是未成年人,监护权在继母手上,我没有分到这笔钱。
父亲没有留给我任何东西,亲戚说,你爸爸辛辛苦苦像牛一样,打工了大半辈子,没有给自己闺女留下一点东西。我记得,他总抽最便宜的2块钱一盒的烟,酒也是最便宜的酒,衣服总是破破烂烂,他没看过电影,没坐过飞机,没逛过商场,也没吃过好吃的。
我心里很遗憾,我爸出车祸前,临近中秋节,曾打电话给我问我要不要回家,我赌气回绝了,当时我觉得他和继母一家才是一家人。那是父亲最后一次和我说话,我不知道他当时会不会难过。我不知道,但我想起这个事情,会觉得我爸是一个太苦命的人,我好想能让他感到更多的爱和温暖。
父亲走后,我和继母也断了联系,但说句没有良心的话,我同时也彻底“自由”了。
我想,当家庭的伤害大于庇护时,切割在某种意义上是好的,但主动切割很难,人是血肉之躯,天生需要亲人关怀,可能老天给我完成了这样一个被动的切割过程。
2016年之前,我是很自卑的一个人。除了没有家庭庇护,我的自卑一部分来源于身高。我觉得自己太矮,去上班的时候要穿很高的高跟鞋。和我老公在家,我也要穿很厚的拖鞋。甚至爬山,我都穿着10厘米的坡跟鞋。
另一方面,我心里面总有暗暗的阴影,觉得自己很“奇怪”。我也说不清奇怪在哪,总感觉自己像一只过街老鼠,身边的人都在看我,然后他们会觉得我很奇怪。
直到我开始读研,我才慢慢放下了之前的执念。
时隔多年,我再次拥有了老师和同学。因为小组作业也和大家有了很多的沟通,认识了非常好的朋友。她们给我很大的鼓励,她们好像超越了外表,真正看到了“我是谁”。她们看到的我,我所认同的她们,这些体验凝聚在我的精神世界里。
在家里,我开始放松下来,把厚底鞋换成了人字拖,出去跑步不会再纠结别人会看不看我、是否觉得我很奇怪了。我想,可能是因为看到了更多人更不一样的活法,有的人非常用功,有的人循规蹈矩,有的人乐天享受生活,有的人喜欢划水,有的人标新立异,当我看到了更多不一样的生活方式之后,我也接纳了自己的不一样。
但我仍然会有处理不好的情绪问题。前段时间,我表姐看到一张我生母疑似在住院的照片,就转发给我了,当时也没说是我妈,我并不知道她长什么样,但我知道就是她,我哭了。
其实,我心里还是有些问题没办法得到解答。我生母和我爸是同村的,应该知道我爸去世的事情,我一个人跟着继母,那日子能好过吗?但她还是对我不闻不问,假装我不存在。当然,她可能有她的苦衷。
哪怕走过十载荆棘的道路,这个事情依然超越了我处理的能力。可能再过几十年,我四十岁、五十岁的时候,我会有勇气去处理、去面对,但大概率,我不会回头看。
五、“最难的是建立自己的价值系统”
出社会之后,我接触过不同的群体,他们的原生背景、人生选择和行为也会很分化。
在打工子弟学校时,不少同学并不爱学习,喜欢去大街上晃荡,在网吧包夜,去偷铁卖。现在他们有些在开建筑公司,有些在开饭店和小卖部,讲实话,当年很混的那些孩子,也有过得还不错的。
进厂时遇到的叔叔阿姨,大多是孩子留守老家,自己漂泊在外挣钱,挣到钱就往家里寄,自己只留下一点点。他们勤劳、朴实,不会投机取巧,只靠自己劳动,每天干很多活,卸很多货,晚上睡个踏实觉,第二天起来,继续重复前一天的生活。但即使这么辛劳,包括我爸爸在内的这样的人却很难过上很好的生活。
在猎头公司,我才开始认识到与以往不同的群体,多数是建造师,谈吐很有逻辑,家庭条件也很优越,有点中产的感觉。到香港读研读博士时,同学的背景仍然有一定的相似性,大部分人父母是老师、公务员和做生意的,他们自己也很优秀,大部分都是经历高考后一路读上来的,或者有海外经历,甚至有一部分已经在国内比较好的高校当老师,辞职过来读博。
同时,我也发现像我这样小学辍学后再读博的案例很少,没有碰到过第二个。
从学术背景上来讲,我的起点很低,我能从那么低的一个起点开始,站在很多比我起点高的人才能到达的位置,我觉得自己很厉害。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我身在北京,又拥有了接触电脑、接受信息的渠道优势,如果父亲没有带我来北京打工,如果我身在一个小地方,很可能连自考是什么都不知道。
像项飙老师在他的书中所提到的,现代人对于中心和边缘有些误解。在一线城市打工,会有一种“我”身在中心的错觉,可以接触最新的科技,服务,便捷的交通,快速更新的服饰等。但是看看每天早高峰晚高峰挤地铁的人,有多少人的眼神里有光?而在县城,做一份普通的工作,但对自己周边的环境都非常了解,宏大的叙事和他们无关,楼下菜市场的关门时间反而更加重要。
从我做了十几份工作所跨越的不同圈层,从工厂女工到办公室白领,从小学毕业到香港读博的经历来看,“寒门”并不能代表全部来自农村、县城的孩子,或者穷的人,同样,“贵子”也并不是年入百万、大城市买房等标签,人生不是这样的。我认为,真正可贵也最难的是建立属于自己的价值系统,不轻易受时代裹挟,是有清晰的自我认知,在此基础上,尽量往更宽广的世界走。
回想过去的我,好像也不需要什么帮助,在那样的一个环境下,任何帮助似乎都是无效的,因为我已经脱离了正常的轨道。但是在我考取学历之后,却是实实在在遇到很多歧视。比如,明明已经过了部门面试,但是在人力资源部门卡住了,说我的学历是非全日制,所以无法录取。
这样的事情发生过很多次,我工作了十几年,但是被卡在了一张纸上。也许,大家可以给非全日制毕业生更多的机会,毕竟我们没有机会或者错过高考,但是拼尽自己全身力气获得了那张“纸”,这种行为本身所代表的勇气和毅力也是一种能力。
我分享了自己的经历后,有网友私信我,好奇我小学毕业,怎么能够拿到硕士和博士学历以及怎么考的雅思;也有网友觉得有被鼓励到,应该更加努力;还有人会觉得,自己和我条件相似,但现在还在苦苦挣扎。
在我身边,家庭条件一般的孩子,必须抓住高考这条路。如果说抓不住高考的机会,那就像我这样的,也可以自考,一步一步向上考,但比高考苦很多。对于农村孩子,想要向前的话,不要犯法,不要相信天上掉馅饼,通过互联网学习而不是沉溺于碎片化的视频和阅读。
现在我正读博二,日常在深圳、广州和香港三头跑,做我的博士研究,今年8月份我还会去芬兰的大学做将近一年的访问学者,工作之余爬爬山跑跑步。我们的经济条件大概和在互联网工作了几年的年轻人差不多,刚好能实现菜市场买菜自由。今年内,我希望发一个影响因子比较高的期刊文章。而明年,希望可以顺利拿到博士学位。
十年之内,或者永远,我们不会考虑要小孩。我很清楚如果有小孩,重心可能会放在孩子上面。我不觉得对于一个女性,事业、自我和孩子可以兼得,这是最主要的原因,和我过去的经历无关。
过去十几年,我时常处于混沌状态,吃了很多苦,终于奋斗到了比较满意的一个点,对自己也有比较清晰的认知。现在的生活很美好,但我不会停下,我要往前走,往前走,释放所有的能力和潜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