腰子,不是想嘎就能嘎的 背后真相实在让人惊愕

“割腰子”的都市传说由来已久，并不罕见。故事中，偷肾者往往神不知鬼不觉，手起刀落间就“带肾消失”，只留下被害人身上的血迹和刚缝合的伤口。但实际上，所谓“割腰子”，更专业的说法即为肾移植手术。对于终末期肾病(ESRD)患者，他们的肾脏功能发生了不可逆转的衰退，只能依赖肾替代治疗，即肾移植和透析治疗来维持正常生命需要。

在临床应用上，肾移植手术要经历多个环节，且均有严格要求。

据上海健耕医药招股书，器官移植手术需经历3个过程。首先要进行术前免疫风险评估，包括ABO血型配对，HLA配型，供者特异性抗体(DSA)检测，群体反应性抗体(PRA)等。其次，围手术期中，器官从供体获取并转运至受体所在医院，要经过供体器官的质量评估、修复后实施手术。最后，术后还需要进行长期管理。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泌尿科医生李大伟长期从事ESRD诊治及肾移植工作。他向界面新闻记者介绍，移植手术前对供体的评估主要有两个目的，一是尽可能减少受体移植后的排斥反应，二是保证供体质量，以便移植后可以替代受者的原肾脏正常工作。

针对第一点，李大伟表示，配型越好，供肾发生排斥反应的概率和程度就越低。不过，除非是同卵双生的供体，否则即使来自父母或其他兄弟姐妹，供肾总归会发生排异反应。所以受体需要使用抗排斥药，而不同抗排斥药也是根据排斥反应的风险程度来选择的。例如父母供肾给子女，排斥反应程度较低，使用的抗排斥药强度也会弱一些。

评估后，取肾这一过程也需要经验丰富的医生和在无菌手术室环境中操作。李大伟告诉界面新闻，取肾涉及到器官解剖，经验不足的医生要么会伤害到供肾者，要么取下来的肾无法使用。他表示，在这一手术操作上，年轻医生大约要经过3-5年的培养，经历至少50台手术，才能达到要求。

这一难度从国内目前可以进行器官移植手术的医疗机构数量上也可见一斑。截至2020年，除港澳台外，中国也仅有有170家医疗机构具备器官移植资质。

此外，供肾的储存和运输条件也同样严格。当下，最常用的保护技术是传统的“冰桶”保存，即静态冷保存(SCS)。这需要将离体器官放置于4℃左右的器官保存液中，通过低温环境抑制器官的新陈代谢和酶类的分解来减轻器官损伤。

李大伟介绍，这一方式下，供肾可以保存30小时。若采用更先进的机械灌注方式，供肾能保存72小时。不过，总的原则是供肾离体的时间越短越好。

也就是说，若是按照“都市传说”，在生活环境中随意操作，“偷肾者”不仅极可能伤害到供肾者，大概率拿到的也是一个配型、质量都难以保证，在受者面前“拿不出手”的肾。

不过，除了离奇传说，“偷肾”背后反映的是全球性的肾供体短缺。国际器官捐献与移植注册数据显示，2020年内，至少有23103名肾脏移植等候名单内患者因未等到器官移植而去世。全球有超过266万名接受透析治疗的ESRD患者，尽管肾移植是最理想的治疗方式，但目前仅有5.65%的ESRD患者能获得器官移植的机会。

具体到国家层面，2020年，美国器官捐献率为每百万人口约38，器官移植的供需比约为1:4;中国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率每百万人口约3.6，器官移植的供需比约为1:30。在美国，2020年肾移植等候名单上的患者有28.86%接受了手术，根据美国肾脏病数据系统(USRDS)2021年报，美国的肾移植中位等候时间超过50个月;在中国，器官移植等候时间可能更长。

此外，新冠疫情以来，各国家和地区的器官移植手术数量都或多或少下降。2020年，美国逝世后器官捐献数量创下历史新高的12588例，同比增加6.05%，同期逝世后器官捐献手术量同比增长5.77%。而活体器官捐献数量受疫情影响达到十年最低水平，同比下降22.47%。因此，全年移植手术总量下降1.72%。

而在我国，2015年起，国内实现移植器官来源转型，公民自愿捐献成为国内器官移植的唯一合法来源。到2019年，中国器官捐献量和移植手术量分别为5818例和26121例，位居全球第二位。2015-2019年，器官捐献量和移植手术量复合年均增长率分别为20.43%和19.53%。不过，到2020年，全年移植手术总量下降了7.77%。据《中国器官移植发展报告(2019)》，截至2020年10月，全国肾移植等待者仍有60439人次。

在巨大的需求面前，李大伟指出，未来解决肾供体短缺问题的可能是动物供体，或人造肾。后者即通过3D打印的方式获取人工供体，但这一目标目前看来还比较遥远。李大伟认为，当下更有可能的方式是以猪肾脏为供肾，目前美国已经完成两例相关手术。而这一途径最需要解决的同样也是排异问题。